“中国奶业发展史上的两次重大事件，三聚氰胺事件和今年的奶源短缺事件，虽然一个是质量问题，一个是产量问题，但两者共同的和深层次的原因都是奶企与奶农利益平衡机制的问题。”宋亮表示。

在旭泥板村，中国证券报记者注意到，在相隔几十米的地方存在着梁利娥的奶站和另一家奶站，分别给国内的两大奶企供应鲜奶。但奇怪的是，在奶源如此紧缺的情况下，两家短兵相接的奶站却并没有剑拔弩张的气氛，“实际上，两家奶站，或者说背后的两家企业之间在奶源上并不存在竞争。”侯丽锁告诉记者。

而两家奶站和两家企业相安无事的结果是，旭泥板村的原奶收购价被死死地摁在了地板上——仅有3元/公斤，远低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这也成了中国奶企与奶农关系的一个缩影。

“在中国，只有牛奶是由企业单方面定价的，”李胜利指出，“因为奶农每天都要挤奶，挤出来的奶又必须当天卖给企业，奶农处于弱势地位，只能被动接受。”

除压价外，压级也是奶企打压价格的手段。行唐县奶业协会会长卢文学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三聚氰胺事件刚发生那会儿，企业都是明码标价，蛋白质含量多少、脂肪含量多少都在电脑上有显示，优质优价，可现在企业就给你一个总价，你自己去算吧，根本不透明。而且现在都是企业自己检测，含量多少企业自己说了算，很不规范。以前的时候，小区好做点，奶农积极性也高，大家互惠互利，但现在优质不优价，陷入了恶性循环。”

李胜利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次的奶源短缺问题可以说是企业自己掐断了自己的奶源。”

而当下的中国奶业更是形成了奶企、养殖小区、奶站、奶农多方博弈的格局。在这种格局下，各方拿到的奶价也分为三六九等，其中规模化牧场拿到的奶价最高，养殖小区和奶站次之，奶农则最低。在有些地方，奶农和规模化牧场拿到的奶价甚至相差一倍，很多养殖小区和奶站也能赚取多达一块钱的差价，食物链最底层的奶农如同任由宰割的羔羊。

奶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则无不将其归结为质量差异所致。但李胜利指出，“从乳蛋白含量上来讲，它们之间没有明显的差别，即使卫生指标、体细胞数上稍有差距，也不能说他们的奶质量不行。规模化牧场的收购价之所以那么高，很大程度上是抢出来的结果，显然是虚高了，而奶农拿到的收购价又太低了，并不能反映牛奶的真实价值。”

袁运生表示，“要解决这一问题，根本上还是要尽快建立起奶企和奶农的利益平衡机制，比如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建立价格协调机制，由乳品企业、奶农代表及相关专家通过价格协调的方式确定生鲜乳收购最低价格、最高价格以及奶农结算价格；二是建立参股机制，采取乳企自建奶源基地，奶牛养殖企业自建乳品加工厂，二者相互参股、控股。”

但是长期以来，利益平衡机制的建立始终“知易行难”。早在2008年，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便发文提出成立生鲜乳价格协调委员会，建立合理的生鲜乳价格形成机制，但时至今日这一机制仍然没有建立起来。而奶农参股更多的时候也只是“看上去很美”，由于散户的奶牛大多质量偏低，实际上很难达到企业的入股条件。

不过两种机制也有不少成功的实践，比如上海市的价格协调机制便取得了不错效果，记者在内蒙古调研时，内蒙古奶联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兆林告诉记者，在公司主导发展下，奶农以现有奶牛按入股分红、保本分红、固定回报、合作生产的“奶联社”至今运行良好。

除以上措施外，要建立奶企和奶农的利益平衡机制，根本上还是要提高奶农的市场地位，以此增强奶农的谈判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