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从“毒豇豆”到“镉大米”，食品安全事件频发引起了中国公众的愤怒。这些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除了与工业污染有关联以外，也和农业化学品滥用相关。

目前，中国每公顷耕地平均化肥施用量已达457公斤，是国际公认的安全使用量的两倍。由于过度施用化肥，中国超过90%的耕地已经出现不同程度的土壤酸化，土壤酸化不仅会导致农作物减产，而且使重金属更易在农产品中富集。

另外，中国的农药年使用量已达175万吨，单位面积用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5倍。

最近发布的《土壤污染状况公报》显示，我国近五分之一的耕地受到重金属和农药残留的污染，其中滴滴涕、六六六等在我国已禁用超过20年的高毒农药，仍然在不少耕地中残留。

面对这种情况，社会上一直有声音呼吁发展生态农业，通过生物物理防治、有机肥等方法减少农业化学品的投入，减少对环境的破坏和保证食品安全。

但是这种声音遇到了强大的阻力，另一个阵营的人士虽然不否认生态农业能更好保护环境和食品安全，但认为化肥和农药使用还是有必要，否则中国的粮食安全将受到威胁。

不过，权威的研究在不断证明，生态农业恰恰能比化学农业更能够应对这些挑战，并且能够从长远上保证食品安全和粮食生产的可持续性。一份对全球13个国家的18,870名稻农的研究综述表明，使用翻耕、减少密度、增强土壤肥力等手段的根系强化方法（System of Roots Intensification）种植大米，在增加20%-100%产量的同时，可以减少50%-100%的化肥使用，减少80%-90%的种子需求，减少25%-50%的用水需求；一份针对分布世界各地的62个生态农业案例的研究表明,75%的案例显示出农药用量下降（平均70.8%），产量反而上升的情况(平均41.6%)。

事实上，一些农业大国已经有成功经验。如法国、德国和英国，这三个国家加起来的小麦产量占欧洲的三分之一。它们在保持高产的情况下，近20年来化肥的使用量总体上在不停下降。

所以我认为生态农业真正的劣势不在于产量，而在于话语权的弱势，在于政策的错误激励。源于《国务院关于深化化肥流通体制改革的通知》，化肥生产企业能够得到一系列的政策优惠，比如说，所得税的减免，火车运输费用的减免，生产所用水、电等价格优惠。据统计，给予化肥行业各形式的补贴优惠总额达到1100亿人民币，已经接近于中央政府每年用于教育事业的本级支出。

中央补贴农资的本意是压低化肥价格，降低农民的生产成本，但是《通知》也同时放开了化肥的经营环节，也就是说化肥价格实际上是由市场决定的。实际情况看，化肥的价格以及占农民生产成本的比例这些年一直在上升，所以，国家给化肥企业的政策支持，并没有带来化肥价格稳定。相反，还形成一批依靠多卖化肥生存的利益集团。在政策扶持下，许多没有竞争力的化肥企业也能生存，而且生产出比实际需要多得多的化肥。这也就变相鼓励了销售人员和农民多用化肥的局面。

设想一下，当一个依靠多卖农药和化肥才能赚钱的利益链条形成以后，减少农药和化肥也能保证产量的技术尽管诱人，可谁有动力去推广呢？

所以，要使我们的美食不再由“化肥炒农药”来构成，从根本上讲，就要改变这种利益格局，从减少对化肥企业的补贴入手，增加对生态农业技术和推广的投入，对从事农业生产的企业或农民加大支持。

另外，对农业部官员和农技人员的考核，不再以产量为惟一指标，而是应当将保护农业环境和耕地质量，节约农业投入品等因素考虑进来。这样，从市场和政府两条腿走路保护农产品产地环境，也才能从根本上保障我的食品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