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历史用千年而不是世纪计算的国家，现在发生的变化却必须以年而不是十年为单位计算。从上世纪70年代末至今，中国成为历史上经济发展进程最快的主角。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见证者之一，1979年——中国改革开放元年，可口可乐从香港运来3000箱可乐，开启了重返中国之旅。“可口可乐在中国的发展跟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同步的，是一个缩影，折射了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变迁，也见证了中国融入世界、成为世界经济发动机的巨变。” 可口可乐公司大中华区及韩国区董事长鲁大卫告诉记者。

可口可乐：最经典的英文中译品牌

1927年，上海街头悄然增加了一种饮料——“蝌蝌啃蜡”。

名字还不是这种饮料最古怪的地方。它棕褐色的液体、甜中带苦的味道，以及打开瓶盖后充盈的气泡，让不少人感觉到既好奇又有趣。古怪的味道，加上古怪的名字，这种饮料的销售情况自然很差。

于是，在第二年，这家饮料公司公开登报，用350英镑的奖金悬赏征求译名。最终，身在英国的一位上海教授蒋彝击败了所有对手，拿走了奖金。而这家饮料公司也获得了迄今为止被广告界公认为翻译得最好的品牌名——可口可乐。它不但保持了英文的音译而且体现了品牌核心概念“美味与快乐”；更重要的是，它简单明了，琅琅上口，易于传诵。

中文的“可口可乐”是在可口可乐全球所有译名中，唯一在音译的基础上具有实际含义的名称。2008年奥运会首次在中国举办，作为“向世界展示中国”项目的一部分，奥运会全球合作伙伴可口可乐公司将中文的“可口可乐”印到了全球100多个国家的可口可乐产品上。这个项目的名称就叫“Delicious Happiness”(美味与快乐)。

见证时代——第一个重返中国的外国消费品

1949年，随着美国大使馆撤离，可口可乐也撤出了中国大陆市场。自此之后的30年内，大陆市场上再没出现过这种喝起来有点像中药的饮料。

1978年12月，可口可乐首任中国区总裁李励生收到了中国粮油进出口总公司的一封长信，邀请他去北京。

1978年12月13日，可口可乐与中粮在北京饭店签订协议，采取补偿贸易的方式和其他支付办法，向中国的主要城市和旅游区提供可口可乐，并在中国设厂灌装销售。在装瓶厂建成投产前，以寄售的方式由中粮安排销售。在离开中国30年后，可口可乐终于重返中国大陆市场，成为港澳之外第一家进入大陆的外企。

1979年1月，由中粮总公司安排，在香港五丰行的协助下，第一批3000箱可口可乐，从香港出发，乘火车前往北京和广州，成为中国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后，第一个重返中国的外国消费品。

根据当时可口可乐和中粮签订的协议，可口可乐仅可供应涉外饭店、旅游商店，销售对象只是来华工作旅游的外国人、归国华侨和港澳同胞。可口可乐当时每瓶售价四元（约含一个多美元），仅限以外币或外汇券购买，在当时来说已经非常昂贵，属于很罕见的“奢侈品”。在当时的中国人看来，可口可乐还属于“资本主义的象征”。也有人说“我们太穷了”。对此，中粮和可口可乐的解释是“可口可乐可以为中国挣外汇，何乐而不为？”

“1979年到1981年， 可口可乐在北京搞了一个装瓶厂，在丰台区的五里店，当时确实很辛苦。从厂房的设计开始，比如高压线、电缆，没有自来水，要用地下水，后来又水量不够，要挖深，我们的困难非常多。后来要生产了，除了浓缩液进口，其他都是要在国内采购，水、玻璃、瓶盖、二氧化碳、糖我们想在中国买，但这些原料在当时中国还很难买到，也是历尽千辛万苦。我们还通过很多辛苦步骤，从国外请来美国、韩国、日本专家。”作为可口可乐首任中国区总裁，李励生向记者回忆。

“中国的改革开放用邓小平的话讲是‘摸着石头过河’，因为我们从计划经济走向了市场经济，这个过程怎么去开放，大家都不知道。对于可口可乐来说，我们也是‘摸着石头过河’，在中国市场学着如何了解中国市场，融入中国文化，来拓展我们的业务。在这个过程当中，可口可乐自己也在发展，跟中国一起进步。” 可口可公关部总监赵彦红告诉记者。

诚然， 改革开放35年来，可口可乐中国取得了质的飞跃。1979年，最初进入中国大陆的时候，可口可乐还只是一种单一的产品。35年来，可口可乐为中国消费者带来近20个品牌、50种口味的饮料选择。中国市场由1994年可口可乐系统全球第21位迅速攀升到现在的第3大市场，并且是最重要的市场之一。

“中国正在进行第二次全面的改革开放，其中重要方面是深化改革，建设美丽中国，美丽中国的核心就是可持续发展，这也是可口可乐的核心理念。我们今天再做生意时不能只是考虑短期目标，更多需要考虑能不能把可持续发展融入到生产中。”对于未来，鲁大卫陷入沉思。

他们与可口可乐共成长

谈到可口可乐，大中华区及韩国区董事长鲁大卫是一个绕不开的人物。大卫的父亲是美国前总统老布什时期的外交官。1975年至1977年，中美关系破冰后，他随父母在北京居住了两年多时间，成了当时在北京少见的西方洋学生。 “我在三里屯的北京五十五中学就读，整所学校只有我一个外国孩子，我这个‘60后’，经历了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和学雷锋；我和中国同学一起跟着解放军做体操，还做眼保健操；我骑着自行车在长安街上到处跑，对身边的一切都很好奇。中学时代改变了我的人生，我爱上了中国和这里的人民。” 鲁大卫告诉记者。

从海南岛到北京，再到上海，大卫的人生与太平洋两岸紧紧联系在了一起。后来，他还亲自负责和参与了可口可乐与上海特奥会、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以及上海世博会的合作项目。随后，鲁大卫又担任了中国三大装瓶集团之一可口可乐中国实业有限公司的首席运营官，现在他是可口可乐大中华及韩国区的董事长。

1980年，21岁的张寿君刚插队归来，经过社会招工进入了可口可乐，成为一名配糖工人。 “第一次听到‘可口可乐’，我以为这是一个糖或者巧克力的名字，但我很快感受到可口可乐所带来的优越感，除了工资比其他厂工人高一大截，上班有空调喝可口可乐管够之外，公司每逢过年过节都会发一些可口可乐。市场上买不到的可口可乐，成为当时体面的‘礼物’，看病、求人、办事，拿出可口可乐无往而不利，甚至于我们厂小伙追姑娘的成功率都特别高。” 张寿君向记者回忆。

1982年，他调去做维修工。从此，老张和可口可乐的设备打了一辈子的交道，工作地点也随着可口可乐的业务扩大，从五里店搬到了亦庄。而他也从一名普通工人，成长为专业的维修工程师。对他来说，可口可乐是工作一辈子的地方。他最骄傲的是成为可口可乐奥运火炬手，以及从公司亚太区总裁手中接过的30年服务奖，以感谢他对于可口可乐所做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