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的一些现状问题

大学老师一般兼具两种专业属性：教育工作和科研工作。在研究型综合性大学，大学老师们的科研任务会更重、要求更高。所以，不要看到我们一周只上一两次课，就觉得这份工作好清闲轻松，现实是：现在大学已经从公司管理和工业化治理那里学到了量化考核等提升效率的工具方法，大学老师肩上是水涨船高的科研发表KPI。

而且，在学历通胀的时代，进入大学当老师的基本线是获得博士学位。拿到博士，短则三四年，长则七八年，但是越来越多的人看到，学历和能力并不成正比。这或许是因为知识的专业化发展让学科之间变得泾渭分明，某一领域的学者关注的范围越来越小。

而且，博士教育也变得世俗化。比如，博士一年级的学生，就要忙于搬砖，比学赶超、发表核心期刊论文，为了帮助导师完成绩效考核；没有了自主探索的从容，在技术层面和前沿领域埋头苦干，不再关心这个学科的思想性和理论发展的社会背景，博士们于是开始了小题大做、举轻若重，学术民工工具人的内卷生活。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不再把做学术工作看做是自己未来职业首选，因为同样是很内卷，为什么不去金融或者互联网行业？那里的“性价比”要更高。

同样，我们作为大学里商学院的高校老师，身处管理学这个研究领域，也时常会想：这个学科是不是陷入了合法性危机和职业意义的空虚？

这种危机感和空虚感来自于一种明显的异化：管理学者写作发表学术论文，更多是迫于职业发展的压力和职称晋级的需求，而非为了探索发现、解决现实问题。管理学研究者以论文快速发表为导向，并且产生了越来越多晦涩难懂、虚空浮夸、啰嗦冗长的研究论文，创造出一种推动“理论发展”的幻觉、“贡献管理新知”的假象。

事实上，异化的管理学研究变得名不副实，自说自话，研究内容成果与管理实践的鸿沟越来越明显，管理学研究者装模作样地进行“游戏规则”之内的“重要”工作。“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传统知识分子精神和社会责任感在现代专业化的进展中似乎变得稀薄。

为什么会出现以上这样的“价值异化”和“意义贬值”？

有人认为这和当下的学术规则中强调理论贡献相关，我们觉得，其中原因更加是学术的“麦当劳化”——学术探索变成了工业标准化生产。就像麦当劳所快速生产的快餐食品一样，效率至上，标准一致，但学术成果也变得“理论虚胖”。

被“麦当劳化”的中国商学院和管理学

“麦当劳化”（McDonaldization）是社会学家乔治·里泽（George Ritzer）在其所著的《社会的麦当劳化——对变化中的当代社会特征的研究》一书中提出的概念，用以呈现社会制度理性化设计所产生的不理性后果。

其特征有四点：

1. “效率至上”——用最理想的方式完成某项作业；

2. “可计算性”——客观的项目（如销售量）必须能够量化为非主观的项目（如食品味道）；

3. “可预测性”——标准化的和均一化的服务；

4. “可控制性”——标准化和均一化的员工。

麦当劳成功的第四个要素，就是通过无形的规则来强化对人的控制。任何理性化系统中存在的不确定性、不可预测性和低效率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人，要么是为它工作的人，要么是享受服务的人。因此，只要把人控制住，就能使一切更加确定、更加可预测、更加高效。

里泽认为，麦当劳化已经蔓延到社会的每个角落。看看如今的大学模式，几乎都受到了麦当劳化的影响。而更接近市场的中国商学院与管理学则表现出更明显的麦当劳化特征。

首先，用“效率至上”一词来概括中国的商学院教育与管理学研究，可谓恰如其分。学者强调早出成果、快出成果、多出成果，那些一年能够发表十篇二十几篇的“paper machine”（论文机器）式学者被同行艳羡、被学生们奉为“大神”。

崇尚可计算性的量化考核已经成为各行各业运行机制的重要内容。学术也是如此，教师就像流水线上的组装工人，流水线式地生产出论文这样的产品。为了加速发展、刺激生产力，大学的管理者也模仿公司，引入绩效考核制度：量化产出、统一标准、进而分配资源，甚至是末位淘汰。

为了保证“可预测性”和“可控性”，商学院和管理学存在“技术取向”的特点，论文写作的技术性高于创新性和思想性，而技术性使得论文写作过程可以做到标准化和程序化。如果身处一个科研团队中，还可以在标准化的基础之上做到“流水线式分工”，每个团队成员各司其“职”。这样的“学术生产流水线”把“可预测性”和“可控性”发挥到了极致。

此外，我国商学院和管理学在建设发展中长期对标美国。比如，在研究生的培养方式、教师的科研管理方式、管理学的研究范式等方面，我国商学院均借鉴了美国顶尖商学院，其中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在博士生的培养上几乎完全借鉴了美国著名商学院的培养方式。

除了教育标准，在研究范式方面，中国的管理学研究更是在极大程度上仿照美国。当前国内绝大多数的管理学者都在沿用美国的研究范式，主要借助于美国管理理论，按照规范的研究范式“解读”中国的管理实践。而且，模仿外部标准的教育方式十分注重对早期学术人员（如博士生）学习“程序化”和“规范性”要求，并将其作为建构学者专业化身份的重心。越来越多的博士生从一入学起就开始接受程式化的学术训练。

“麦当劳化”的副作用

工业化的治理模式让中国的高校和学术研究在发展和发表速度上取得了喜人成绩，而且越来越多的中国商学院加入国际商学院认证体系，在研究教学方面对标“全球标准”，其中一些也在全球商学院排名榜上节节攀升。但是与此同时，麦当劳化的副作用也在显现。

总结来说，这种副作用是对商学院和管理学专业价值的腐化和专业行为的异化。任何行业的发展和合法性需要其内在坚实的基础——专业精神。学术界更是如此，但是，“麦当劳化”会破坏专业精神的土壤。就像过度使用化肥会使土壤变板结不育。就好像有一个人走进博物馆，他对讲解员的述说很不耐烦，只是不断问这些展品值多少钱。只有钱数让他对艺术品的意义产生感知。你或许会嘲笑这个人。而这正是一些商学院教授们对待学术研究工作的态度——研究的具体内容并不重要，他们脑子里想的是发表了多少、在哪里发表、是不是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这些发表在职称和奖金上如何兑现。

“麦当劳化”的“效率至上”强调早出、快出、多出成果，这并不是让学者多做贡献，而是相反，让学者避免深入分析和思考、避免涉入和干预社会现状。无法控制自己时间和审视自己行为方式的人，最容易被控制。不是被具体的某个事情或者某个人控制，而是被那深入人心的观念和制度所控制。而且，如果方向错了，效率就如同是没有方向盘的狂奔的汽车。

“麦当劳化”通过标准化和均一化措施，达到便于管理、便于控制的目的。而“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大学教育理念在可控性的面前显得无所适从。爱因斯坦曾说：“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但是如今规范化学术标准不仅限制了完整的理论化过程，单一化了研究题目选择和表达对象，而且弱化了研究者的想象力和多元化的理论化活动，尤其是充满想象力的新概念发展、形象思维、和思辨思维，而这些都是理论发展必要甚至是更为重要的。如此规范化研究设计与论文写作，严谨有余，灵性不足。麦当劳化使得“格致”的科学不可避免被实用化，“穷理”的理论取向被完全遗弃，也就是说“格致”所具有的“形而上”的“道”被丢弃，仅仅留下“经世”的层面，变成“形而下”的“器”，成了立竿见影的“书中自有黄金屋”的个人攀爬工具。

除了研究工作，教书育人的大学工作也被麦当劳化。对于教育工作来说，毫无疑问，麦当劳化的人才培养系统是理性和高效的，但这个系统并不鼓励“因材施教”、不鼓励缺乏效率和预测性的情感交互，好像一切教育活动的环节都只为迅速完成一笔又一笔交易。而教育本质上是一种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建立和通过关系和关怀带来的人的全面发展。

教育本来是人类争得自己解放的手段，教育以人的和谐而全面的发展为目标，然而面对当下的教育现状，我们不得不悲凉地承认，这是一种麦当劳化的“非人本”教育。时行的各科教学中的标准化考试以及与之相匹配的标准化练习，正是导向于将生机活泼、个性各异的人培育成冷冰的机器和标准化的零件。比如，商学院的课程常常对审辨性思维强调不足而着眼于“即食知识”（immediate use knowledge）。有研究者指出，商科高等教育在偏离初心——商科教育内容轻飘飘，就像快餐一样，虽然短平快，但是乏味没营养，很难培养出商业领袖。

总结来说，麦当劳化体现了现代社会所需要的效率和规范，它代表着工具理性，然而并不充分符合人类的价值理性，人被数字化、程序化、被自己制造出来的机器和章程所奴役。里茨指出：“人们的确很大程度上生活在理性的铁笼中，几乎没有什么出路。” 我们不得不去担忧：“或许最为可怕的，不是机器越来越像人，而是人越来越像机器”。

麦当劳化让管理学领域的学者只是看起来像是一位从事严谨研究的学者，但工作本质上越来越像重复性体力劳动。所以，我们需要慎思的问题是：商学院以及大学的发展，是不是和工业管理和公司的发展逻辑一样？教育和研究，是为了规模扩张和“市场竞争力”、还是为了“百年树人”？快餐行业可以把鸡肉生产的周期压缩到极致，人才和思想的生产，也可以不断压缩吗？高教科研，为什么在麦当劳化的道路上一直走下去呢？学术自治的共同体，为什么要心甘情愿交出管理自己的权力呢？

 “形式化的专业主义”及其对策

麦当劳化让大学和商学院的发展出现了“看起来很美”的专业主义。专业主义本来是让专业职业工作者有强烈的认同感、责任心、忠诚度；服务于公众利益，不计个人得失等。而我们在现实中发现，当前高校和商学院场域中的专业主义呈现出明显的形式化特征，也就是“形式化专业主义”，这种专业主义大多徒有专业的“外形样貌”，例如程式化地学术训练过程、规范化的学术写作要求，却相对缺乏更深层次、更内隐的专业精神。

对规范性的过分追求还会束缚研究本该有的理论创新，就像逼着研究者带着镣铐在舞台上精致地跳舞，在充满条条框框的规范性要求之下，学术人员会经常自我审视是否满足“看上去专业”的要求，从而自我规制并自觉精进。长此以往，研究成果往往徒有规范严谨的外表、缺乏令人发省的洞见。然而，真正意义上的专业主义是利他的、服务于社会的。

高校场域中形式化专业主义的另一突出表现是学术研究注重“规范化”，而非注重研究能否为社会做出实际贡献，甚至把论文写作形式上的规范严谨等同于专业主义。在此种“形式主义的专业主义”引领下，学术工作者和高校管理者更加看重的是效率第一，要标准化。相比之下，关注实践现象与行为，重视对话沟通效果，进行理论应用，并产生多方面的社会影响，这些显得无足轻重。

面对此问题，我们要培养一个健全充满活力的生态和丰富养分的土壤环境，而非为了“短平快”的跨越式发展只顾着嫁接外来标准套路和上化肥和催肥。学术探索和人才培养都是更加类似于传统农业的活动，“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一味地使用工业化生产方式管理治理大学可能会适得其反——破坏了土壤的绿色生态，会让土地板结、失去活力。

首先要做的，是改变把研究发表看成一种“游戏”的心态。无论是研究者个人还是学术共同体，都需要“不忘初心”，关注重要的工作，并致力于 “激情学术”，去做有社会责任感的研究。

与此同时，要树立真正的学术专业主义。比如，我们中国管理学界可以关注四条身为高校教师和学者的职业原则：

1.置学术共同体利益在个人利益之上；

2.坚持诚实，正直与可信任的最高标准；

3.保持建议的独立性，随时准备告诉社会和管理实践者我们看到和研究发现的事实，即使与当下主流标准不一致，甚至影响到我们的收入与关系；

4.远离“学术投机”心态，只做我们真正想要探索并可以为社会利益相关方创造新价值和真价值的事情。

另外，学术期刊或许应该更加包容多元化标准和思想，某些当下看似异端的、与标准格格不入的，或许有一种不同的价值，最起码读起来更有趣。这个世界太丰富、太多样化了，不能用千篇一律的格式来描述，而是需要发展能够容纳全部光谱的风格。这要求我们的写作方式更加多样化。

在高等教育的治理制度建设方面，也需要有新的理念。当下中国大学治理中看到工业化的思维模式——强调“全球化”、“标准化”、“效率至上”。制造业和工程质量管理的方式，一样适用于大学和科学事业吗？

土壤不够肥沃，只是忙碌于花花草草的科学移植技术，评比盆栽的技术高超与精细，或不断使用工业化肥，这样下去，长久以来，会成长出真实的森林茂盛吗？

最后，适当让自己慢下来，做一个“慢教授”。高效率并非是唯一的至高无上的价值，我们所珍视的价值还有很多，且都处在这些低效的领地——爱、家庭、眷恋、归属、文化、学术思想，舒适的旧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