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生产，良种先行。中国是个农业大国，粮食地位举足轻重。世界农业经验表明，过去100年，农业生产效率提升的60%来源于种子技术。

令人扼腕的是，在传统农业上一直领先了几千年的中国，却在现代种业上被远远甩在了后头。如今中国种企在以杜邦、孟山都、先正达、利马格兰为首的4家外资种企的冲击之下，更是窘态日显。

于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开始打响。中资种企开始在种业单个规模、企业研发和未来趋势上投入重兵，并在生产、加工、管理等方面怀揣后来居上的梦想。

不过我们必须正视的是，随着中国种子市场逐步对外开放，已有80余家外资企业在中国“安营扎寨”。而外资公司种子的播种面积也远远超过中国本土种子，其在市场份额上更是近乎垄断。有中央级别媒体曾撰文指出，目前外国公司已经控制了中国市场70%的种子来源。

中资种子在棉花、玉米、小麦、大豆甚至是水稻上，也几乎全部陷入被动地位。

面对这样的局面，业界慨叹在技术和资本都占据绝对优势的外资巨头面前，国内种子企业“只是一个婴儿和巨人的竞争”。同时似乎也印证了那句“农业是对外开放影响预期最悲观的产业之一”。

残酷的现实，逼迫中国政府不得不默许行业集中度提高，一时并购重组将成为中资种企阻止国际巨头的杀手锏。农业部部长韩长赋更是多次表态，将通过种子工程和综合开发项目，重点扶持20家骨干种子企业。

规模做上去似乎不难，几年下来中国已经形成了以中种、中粮、中储粮、中农发（中国农业发展集团）、中农资（中国农业生产资料集团）等央企为主的中国种业第一梯队。而安徽的荃银高科(300087,股吧)、皖垦、丰乐，四川的仲衍种，宁夏的新宁夏科丰种业等第二梯队企业也在迅速走上规模化之路。

然而，种企的核心竞争力是研发。在这方面，中资种企可以说才刚刚上路。农业部的数据显示，目前中国种子企业已由8700余家减少至7500家左右，仅有不到1.5%的种业企业具备研发创新能力，研发经费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平均仅约3%。而外资种企研发在11%左右。具体到数额上，中资种企区区几百万元人民币的投入与外资巨头动辄十几亿美元的投入，更是有着天壤之别。

国际种业发展的趋势表明，种子企业涉足科研、培育和开发自主产权品种，将单一的经营性企业转变为科研开发复合型企业，是当今及以后种企逐步发展的一大特点。不过，目前鲜有中资种企真正走上这条路，这也意味着中国种企的攻坚战还要持续恒久地打下去。

至于目前尚未能证实也未证伪的转基因技术，中国还深陷围城不能自拔，并有越发保守的趋势。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阻止转基因商用。”

“放眼未来，中国的转基因商用不是要不要上的问题，而是如何上的问题。”

前一句话是绿色和平食品与农业资深项目主任方立锋在一番缜密逻辑推理后向记者讲得最自信的一句话。后一句，则是以中科院院士、华中农业大学教授张启发为代表的科学家一直以来针锋相对的表态。

从目前来看，绿色和平的喊话暂居上风。中国政府选择的天平向着绿色和平的声音倾斜、倾斜、再倾斜。取而代之的是中国政府对现代化农业的支持和发展，其标志性动作，是今年2月21日《粮食法征求意见稿》的出台。其中第十二条特别提出，转基因粮食种子的科研、试验、生产、销售、进出口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在主要粮食品种上应用转基因技术。

而《新财经》记者在连线农业部生物安全委员会、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中国生物工程学会等诸多原力挺转基因商用的科学家时，他们的集体失语便是最大的注脚。

“转基因三问”无解

转基因食品是否安全？转基因农作物商业化，是否会污染生态环境？转基因研究涉及的专利问题，会不会卡住中国粮食安全的喉咙？上述问题被称为“转基因商用三问”，如果不能明确地、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转基因商业化在中国没戏。

绿色和平向《新财经》记者提供的最新研究进展显示，转基因水稻“Bt63”和其对照品种非转基因水稻“明恢634”在蛋白质水平上存在表达差异。该项研究指出，这些蛋白质的差异是非预期效应出现的可能根源，也可能导致一系列环境和食品安全问题。

如果稍加留心，不难发现时至今日，业界关于转基因讨论的话题仍然是一个未能证实也未证伪的问题。“这样的情况下，本着科学的态度，应以预先防范不良后果出现为主，断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这样付出的代价将是巨大的。”方立锋向《新财经》记者表示。

不仅如此，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蒋高明还指证，转基因作物会污染环境。他举例说，加拿大转基因油菜本来是具抗草甘膦、抗咪唑啉酮等功能中的一种，后来发现了同时具备这些功能的油菜，说明它们之间产生了“基因交流”。

与此同时，在转基因作物研发方面，中国并没有拥有独立自主的核心基因和核心技术，大部分是引进的，一旦商用会导致大量的专利费用。

对于这些问题，以张启发为代表的力挺转基因派科学家尽管做了反证，但是均无法解除业界对“转基因三问”的疑虑。毕竟转基因农作物在全球大面积种植仅有16年之久，在时间上还太短，无法反映出足够多的问题。而张启发8天的小白鼠试验，也被指时间太短而无法说明问题。

政府态度锐变

2009年11月，张启发牵头研发的“华恢1号”和“Bt汕优63”，获得我国第一张转基因水稻生物安全证书，这是世界上首个转基因水稻安全证书。此举曾一度让业界认为中国将是全世界首个批准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的国家

这个预期在2010年达到高潮。当年的中央1号文件在第二款第10条规定：要切实把农业科技的重点放在良种培育上，加快农业生物育种创新和推广应用体系建设；继续实施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抓紧开发具有重要应用价值和自主知识产权的功能基因和生物新品种，在科学评估、依法管理基础上，推进转基因新品种产业化。

就在大家认为转基因水稻的商用种植已经不是“要不要上”的问题，而是“如何加快实施”时，坚决反对的绿色和平组织则针锋相对发了一份报告，要求“中国政府应重新考量转基因水稻商业化隐含的众多风险与不确定因素，立即停止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进程”，并要求农业部公布华恢1号’和‘Bt汕优63’详细信息，以便在更大范围内展开对环境、健康影响与粮食安全方面的研究与讨论。同时，100多名学者联名上书全国人大，“要求立即停止转基因水稻和玉米商业化生产问题”。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绿色和平曾多次发布报告指出，湖北多个地方的种子市场、农技站和种子站在非法售卖还没有通过安全审批的转基因水稻，而且违法生产的转基因大米和米粉已经进入了广东、福建、湖南和湖北四省的市场。他们对湖北、湖南两省8个地区市场上流通的稻种进行快速检测，将呈阳性的样本送往独立第三方试验室进行转基因成分的检测，发现转基因大米、米制品和种子的品系均为Bt汕优63。

“违法种植和售卖事件屡被发现，暴露出中国在转基因生物管理体系上存在严重漏洞，产业化条件不成熟。”方立锋表示道。

这些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导致了《粮食法征求意见稿》中对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在主要粮食品种上应用转基因技术条款的出台，并表明政府态度有了180度的大转弯。

研发高地不能丢

尽管转基因还存在众多未能证实的问题，但是转基因一旦商业化种植，其产生的巨大市场收益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忽视的。与此同时，中国在进口转基因大豆方面的深刻教训，也使得中国对转基因技术的研发一刻也不敢放松。

德勤中国化工行业组负责人观洋向《新财经》记者表示，与中国种子企业相比，国际种子企业的一体化程度更高，并且在价值链上实现了广泛的覆盖。他们在利用种子性状交叉授权（指种子企业互相给予转基因种子某些性状的知识产权，以培育具有叠加性状的种子）方面更具优势。

再加上转基因技术的许多核心内容早已被国外公司和机构通过专利所控制，因此，中国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加大了投入力度。

《新财经》记者获得的资料显示，中国在转基因研究方面获得巨额国家科研经费的支持，累计总额近210亿元人民币。

绿色和平提供的资料显示，由于水稻是中国最重要的粮食作物，在过去的20年里，转基因研发资源集中投资在了水稻上，单在2004年的投入就超过了3.6亿元人民币。

到了2008年7月，国务院更是通过一项高达240亿元人民币的转基因研究项目，将主要投入到优势基因的挖掘、转基因品种的选育和转基因作物品种的产业化。而这个投资额度也打破了新中国单项投资最高记录。

盘锦北方农业开发公司董事长许雷向《新财经》记者表示，我国的生物技术水平整体居于世界前列，但原始创新能力薄弱。而当前转基因作物研发竞争空前激烈，以挖掘基因资源和抢注专利为核心。因此，中国政府对转基因研发布置重兵，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方立锋也表示，绿色和平并不反对转基因的研发。因为科学技术是中性的，只要利用好，都能彰显科技的魅力。不过方立锋也建议，由于越来越多的田间种植案例表明转基因作物问题重重，并带来了不同程度的经济损失，因此，希望中国在未来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生态农业的研究和推广上。对此，观洋也十分认可，他表示“中国商品种子企业应当大力加强对生物技术种子的研发投入，从而受惠于中国政府的农业支持政策，并应对未来特有的内外行业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