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心理学家罗伯特·斯滕伯格（Robert Sternberg）发现，熟悉程度是人们区分“天然”和“非天然”的重要标准。在人们的认知中，越熟悉就越天然；而越陌生，不管是在认知上还是在经验上，越复杂，即人们需要调动更多的认知资源去理解的事物，人们就认为其更加“非天然”。并且人们在判断两者孰优孰劣时会存在认知上的偏见，即天然的一定是好的，而非天然的就是坏的。而任何事物，只要进行了人为干涉都会被定义为“非天然”，比如转基因食品。

晕轮效应

今年，康奈尔大学的一个研究团队发现食品上的标签会影响人们的认知，比如对食物味道的感受，营养水平的估计和出钱购买的意愿。实验选取了在伊萨卡（康奈尔大学所在的小镇）一家商店购物的115名顾客，研究者发给每个人两种不同的食品，共三组。每一对的其中一种食品的标签为“有机食品”，另一种则为“一般食品”。实际上，这两种食品除了标签都是完全相同的，即都为有机食品。

实验结果发现人们认为有机食品的卡路里更低，如有机饼干的卡路里比一般饼干要低24%；并且有机食品口味更加纯正，营养更丰富；此外，相对于一般食品，人们愿意多花16%～23%的钱来购买有机食品。从实验结果来看，顾客们正沉浸在“有机食品”所带来的光环中，认为只要是“有机”的就是更好的。这是心理学中典型的“晕轮效应”，而这种效应会带来非理性的思考，即当人们认定某事物存在一些优点时，那些与此无关的方面似乎也瞬间开始闪闪发光起来。

转基因生物则比较悲剧，它恰好经历着“负面”的晕轮效应，仅仅是它本身被贴上的“非天然”标签这一个特征就让很多人在认知上将其打入地狱。荷兰马斯特里赫特大学（Maastricht University）2005年的一个研究发现，人们认为一种转基因食品的人工干涉越多，即越“非天然”，人们的接受度就会越低。

实验数据PK主观情绪

转基因食品的负面“晕轮效应”影响的不仅是人们对它的感觉，更重要的是它会影响人们对其主要风险和收益的评估。保罗·斯洛维奇（Paul Slovic）从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研究人们对风险的认知模式，作为一名心理学家，他在1979年指出：当面对新出现的、未知的科学技术时，实验数据绝对是主观情绪的手下败将。比如，很多人会认为核电站的辐射风险远高于医用X射线。尽管实验数据并不支持这个结论，很多专业人士也认为其完全为无稽之谈，但是人们还是屈服于陌生核电站所引发的恐惧情绪。并且当人们正在被某种负面情绪缠绕时，很难对风险和收益进行理性评估。

斯洛维奇还表示，人们的观点一旦形成，就很难被改变。对科学证据的解读，因为出发点不同，得出的结论也许就会南辕北辙。曾经有一个研究探讨了转基因棉花对环境的影响，公众对此的态度完全符合斯洛维奇发现的规律。通过比较转基因棉花和一般棉花对环境的影响，研究者认为尽管两种作物对节肢动物的数量有同样的负面影响，但是转基因作物降低了杀虫剂的使用。这个结论一出来，那些反对转基因生物的人却忽略了两者之间的对比，仍旧简单得出了转基因作物会对环境造成伤害的结论。

斯洛维奇还认为三个因素会影响人们对新科学技术的风险评估，分别为对新技术的恐惧程度，熟悉程度以及新技术会影响的人口数量。转基因技术无疑是其中一个典型代表。面对多种可能存在的影响，人们对其有非常高的恐惧感；并且公众对转基因技术非常陌生。

信与不信

更让人无能为力的是，很多人对转基因技术的数据来源并不信任。除了风险估计，信任是影响人们对新技术接受度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人们对研究数据来源都怀疑的话，那该研究对人们的评估就不会产生任何影响；如果人们对现有研究失去信心，只是迅速地去怀疑和否定，那他们也许永远都不会了解这项新技术。

这难道意味着转基因技术永远都会困囿于情感的陷阱而得不到研究数据的论证吗？其实也不是。比如，时间会唤起人们的理性：转基因技术应用时间越长，人们对其的熟悉度就会提高，就会改变认知的偏见。出生在转基因时代的孩子，可能就不会再大惊小怪，从而能更加理性对待。

虽然熟悉度会缓慢提高人们对转基因技术的接受度，但是一个更大的推动力来源于社会的巨大需求。马斯特里赫特大学2005年的研究还发现，如果一种食物的需求更大，比如黄油比炸鱼条的需求更大，人们就会更愿意接受此食物的转基因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