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供需情况看，中国的粮食自给没有问题，但这是一种弱平衡。我们看到，中国的耕地正在被侵蚀，18亿亩耕地的红线能不能保住、能保到几时都让人充满担忧。此外，在公民选择越来越大的情况下，长期低廉的农产品（000061股吧）价格已不能让农民安于土地、安于种植粮食。显然，过低的粮食价格极可能影响我国粮食安全。这一点中央政府不单承认，还有意逐步加以理顺。在当下对通货膨胀仍有较多担忧的情况下，提出逐步理顺粮食价格，显示出粮价在粮食安全中举足轻重的地位。

仿佛又回到了“饥饿时代”，去年以来，全球频发粮食危机和由此引致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动乱。

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称，已有37个国家爆发粮食危机。拉美国家海地总理在饥饿国民的指责声中下台；从莫桑比克到印度尼西亚，从科特迪瓦到塞内加尔，到处都有饥饿人群走上街头示威。在埃及，在喀麦隆，粮食引发了示威和暴力冲突。7.5万名墨西哥人走上街头，抗议玉米饼等涨价。在越南，农民开始拿起猎枪日夜守护庄稼。巴基斯坦和泰国更是已派出军队来保卫农田和粮仓。发达国家也受到影响：粮食自给率只有40%的日本，有些超市出现了部分食品断货情况，这是40年来该国第一次面对食品短缺危机。

短缺背景下，价格飞涨。截至今年2月底，过去3年国际小麦价格上涨181%，食品价格整体上涨83%。3月至4月两个月，国际大米价格猛涨75%。与现货市场的紧俏一样，农产品期货市场的期粮更是一浪高过一浪。

粮价高涨时，世界粮食储备却直线下降。联合国粮农组织估计，目前全球粮食储备已降至自198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只够维持53天，远低于去年初169天的水平。而国际公认的安全储量是至少满足70天的需求。

那么，中国呢？十三亿人口的大国，拥有九亿农民。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那场让世界震惊的伟大改革，“大包干”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带给中国农业新的希望。但，近30年过去了，现在，越来越多的农民，却放弃曾视为生命的土地，远离了曾经日夜厮守的村落和熟悉的农事，宁可忍受寂寞、屈辱与歧视，也要涌进城市当民工。

家乡的麦苗地在荒芜，有的已经被高楼大厦所替代。农民的种粮意愿大幅削弱，转而追求身份的转变，其内因是什么？中国的粮食产量尽管在递增，但远远赶不上正在增长的需求速度。

2000年，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含着泪水给国务院领导写信：现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一个基层干部的泪水揭示了中国农业的险境。

2008年7月初，经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安全”已经成为极具分量的字眼，危机感似成燃眉之势。

那么，什么因素使危机集中爆发？中国应对之策透露政府对农业问题怎样的决心？未来解决中国粮食危机的关键“棋子”该往什么方向走呢？粮食，作为一种商品，价格的飞涨直接反映其供需关系。安信证券的尤宏业认为，对于粮食这类大宗产品，用供求来解释价格变化，在理论上是最合理的。从全世界范围来说，粮食供给短缺已经是个事实。

中国和全世界面临的共同问题是，人口急速增长的同时，粮食产量增速明显滞后。而粮食产量“跟不上”的根本原因是耕地的下降以及总产量的增长缓慢。

埃及，素有“尼罗河粮仓”美誉，70年代以前是粮食净出口国，70年代开始改为粮食净进口国，现在，埃及的小麦自给率只有60%、玉米为56%、食油为61%，埃及成为目前世界最大的粮食进口国之一。是什么原因使埃及由净出口变为净进口呢？人口增长偏快、生产条件下降、自然环境逐步恶劣、农业技术无法得到快速提高等因素是主要原因，同样，印尼和印度等农业资源较好的国家，也因为此，也由粮食净出口国变成了粮食净进口国。

世界人口不断增长是引发需求大增。据预测，到本世纪中期，全球人口将达90亿。除了人口的迅速增长，需求的“长大”还体现在另一个方面。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目前全球的加工食品占食物与饮料的80%。除了口腹所需，在原油价格高企的年代，粮食被转化为能源。将食物转化为生物燃料，使得对粮食的需求急剧扩大，成为“吃”粮大户。世行报告认为，从2002年到今年2月，一揽子粮食价格涨幅达140%。其中，美国与欧盟大力开发生物燃料对粮价上涨的“贡献”最大，相当于推动粮价同期上涨75%。该报告指出，目前美国有近三分之一的玉米用于生产生物燃料，欧盟则有大约一半植物油用于生产生物燃料。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的人口与耕地的关系极其关键：中国以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全球20%的人口。这意味着中国农业耕地面积的减少将导致粮食安全问题和世界很大一部分人口生活的不稳定。然而，从2003年到2005年，中国人均拥有耕地面积已从0.095公顷减少至0.093公顷。耕地面积的大幅快速减少必然使得供给出现大幅萎缩。

除了耕地面积的减少，“民工潮”高涨反映的是种粮意愿的大幅削弱。农业人口的大规模减少及种植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大幅下降，是全球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带来的不容忽视的后果。一些新兴市场国家，模仿西方国家的城市化之路也让良田变成了城区。中国的城镇化之路，不仅让农田上耸立起了高楼大厦，也让中国农民队伍开始躁动。

另一个原因或许可以解释中国农民躁动的根源。

安信证券的尤宏业密切关注了中国粮食价格政策20多年来的几次剧烈波动。他的研究报告显示：在这二十多年里，中国粮价经历伴随政策逐步放开、收紧，及完全放开。

资料显示，1985年，我国粮食取消统购统销，改为合同定购，定购以外的粮食实行自由购销。我国的粮食政策开始由原来的统购统销改为定购统销和议购议销“双轨”运行政策。粮食价格形成定购价格和议购价格的“双轨”机制。

到20世纪末，1993年2月，国务院强调“在国家宏观调控下放开价格”，实行“统一政策、分类指导、逐步推进”的粮食价格改革原则，争取在二三年内全部分开价格。同时取消了40年的粮食统销。

但由于通货膨胀影响，这项放开粮食价格的重大改革没能继续进行下去。1994年、1996年两次大幅度提高粮食定购价格，同时制定了粮食保护价；1997年的“四分开一完善”、1998年的“三项政策一项改革”，实际上又恢复了粮食价格“双轨制”。国家对小麦、稻谷、玉米等品种实行保护价收购。

进入21世纪，粮食价格改革有了突破性进展。2001年，江苏等8个省市率先放开粮食市场，逐步拉开了全面放开粮食购销价格序幕，2004年开始，国家全面放开粮食收购和销售市场。但在市场价格阶段，国家为了保护农民利益，对小麦、稻谷等品种在部分省市实行了最低收购价政策。

政策是需求的内生性因素决定的，尤宏业认为，导致价格波动的因素无外乎供求紧张因素，通货膨胀因素（包括通胀造成的生产资料、流通加工环节的涨价和农民的惜售心理），国家不合时宜的粮食政策。而以上中国粮食政策的现实波动就足以解释中国粮食价格波动、中国农民队伍波动及种粮意愿波动。

专业人士认为，供需和粮食价格的未能最终彻底市场化是导致中国粮食危机的主要原因，在这个观点上，专业人士的分歧并不太大。当“饭碗”出现问题的时候，政策又是如何应对危机的？

急对危机，很多国家短期的政策便是限制粮食出口以保障国内供给，限制价格以保证弱势群体口粮，因为受粮价上涨影响最大的是那些贫穷的国家和最贫困、最脆弱的人群。

联合国粮农组织驻中国、朝鲜、蒙古代表处助理代表张忠军认为，短期来讲，这对维护社会稳定可能会有一定的效果，但长期看，限制出口会造成国际粮食市场交易量萎缩，且限制价格本身的同时也限制了种粮者积极性，这样就反过来加剧供应不足，市场供求更加不平衡。

长远来看要稳定粮价，最根本的问题还是要增加粮食生产，就是要增加农业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科技投入，提高供给水平是最重要的。

粮价的周期性上涨助推粮食危机，这一点与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及充沛的资金有直接关系。在全球经济开始步入调整之际，资金退潮也开始显露，粮价也将与其他商品价格一样，从上升周期步入下降周期。在一轮危机之后，虽然从长期商品价格运行轨迹看，今年见顶之后步入比较长时间的调整可以预期。但，价格问题的和缓并不意味着供需矛盾的根本解决

总之，在危机出现的时候，或补贴农业费用、或控制出口渠道、或努力提高产量等方式来解决“温饱”是政府的惯常应对之策。而专业人士主要将目光集中在2004年以后的中国粮食政策。

2004年，中国政府首次就农民增收问题发出信号，方向比较明确，就是要保证种粮人的基本回报，稳定种粮队伍。基本内容是：要调整农业结构，扩大农民就业，加快科技进步，深化农村改革，增加农民收入，强化对农业支持保护，力争实现农民收入较快增长，尽快扭转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趋势。

2005年，中国政府用另外一种形式补贴农民、补贴农业、补贴粮食增长。宣布：大范围、大幅度减免农业税，并明确2006年在全国免征农业税。

2006年，国家开始将基础设施建设投入重点转入农村，确定“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为基本策略。

2007年提出，发展现代农业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以提高科技含量保证农业效益。

海关统计显示，2007年前11个月，中国小麦、玉米和大豆的出口量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206.51%、85.3%和24%。为稳定国内粮价、抑制粮食出口成为中国政府宏观调控的又一着眼点。短短两周内，三大调控政策相继出台。

中国政府宣布，从2008年1月1日起，对小麦、玉米、稻谷、大米、大豆等57类原粮及其制粉产品征收为期一年5%至25%不等的出口暂定关税，同时开始对小麦粉、玉米粉、大米粉三种商品涉及11个8位税则号的粮食制粉实行出口配额许可证管制。

这是继2007年12月20日起取消小麦、稻谷、大米、玉米、大豆等84类原粮及制粉产品的出口退税后，中国政府再次通过税收杠杆抑制近期增长过快的粮食出口，引导粮食向国内供给，稳定国内粮食价格。

2008年7月初，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审议通过了《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2008年7月初，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审议通过了《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国金证券的行业研究员谢刚认为，这一《纲要》所体现出来的政策信号，对于判断我国粮食生产供求形势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纲要》显示，国家已经将粮食安全问题重新定义为中长期的战略规划。确立了农业和粮食问题的战略意义。政府一个直面现实的判断是，我国粮食供需将长期处于“脆弱的紧平衡”状态。其具体的目标是，要使我国粮食自给率稳定在95%以上，2010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定在1万亿斤以上，2020年达到10800亿斤以上，并且用5年时间，使吉林省粮食生产能力提高100亿斤以上。

国务院提出了包括全国耕地保有量不低于18亿亩、基本农田不低于15.6亿亩的等为代表的9大举措，这些举措主要从提高耕地面积、单产水平、设施保障力度等角度来保障增产，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提高供给。此举旨在增加农业基础投入，增加农民收入，并明确提出逐步理顺粮食价格。

中国不再是主要粮食出口国，粮食出口在商品出口中的比例日益走低。在开放的经济体中，高粮价对国内的冲击明显。

从供需情况看，中国的粮食自给没有问题，但这是一种弱平衡。我们看到，中国的耕地正在被侵蚀，18亿亩耕地的红线能不能保住、能保到几时都让人充满担忧。此外，在公民选择越来越大的情况下，长期低廉的农产品价格已不能让农民安于土地、安于种植粮食。

我国今年一季度稻谷、小麦和玉米三种粮食平均每吨收购价格为1582元，同比上涨7.5%，远低于国际约一倍的涨幅。在改革开放后的30年中，中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物价水平保持了奇迹般的低水平，究其原因，农产品价格的被人为压低、农业补贴工业是最重要原因。

显然，过低的粮食价格极可能影响我国粮食安全。这一点中央政府不单承认，还有意逐步加以理顺。在当时对通货膨胀仍有较多担忧的情况下，提出逐步理顺粮食价格，显示出粮价在粮食安全中举足轻重的地位。

长期进行农村问题研究的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张晓山认为，中国目前的粮食安全问题存在几方面情况：一是生产问题，二是流通问题，三是运输环节问题，四是储备问题，五是通过进出口调剂时我们能否掌握主导权和定价权，六是低收入群体问题。在中国，实际上最主要的是对粮价的态度问题。发达国家，对农业生产者的极高补贴，也补偿了其在各大产业结构中的弱势地位。而在我国，曾经给予农民以希望的最低收购价，反而成了压抑粮价上涨的因素。有关分析人士认为，中国不单应该承认高粮价，还应该大力补贴农业，使农业生产者能获取社会平均利润。

至于期望利用进口解决粮食问题，已经被过往和实践所否定。任何商品，只要中国成为买家，价格一定居高不下；任何商品，只要中国成为卖家，多是以价格战收场。大豆价格的低迷与狂涨，见证了中国由出口国向进口国转变的过程。这其中，有人口众多的原因，更有行业集中度低、缺乏对资源珍视的因素。因此，中国政府一直不依赖进口粮食的方针是十分正确的。

《纲要》的出台，表明中国政府在解决粮食问题上迈出了非常实质性的一步。

安信证券的尤宏业认为：静态和动态的分析都指出，粮价是否一定能大涨，主要看当时是否处于粮食生产供应的谷底状态。并且，当期是否有宏观经济的通胀条件。但中国粮价体制改革正面临新契机。

他认为，近两个月粮价大幅上涨的可能性不大。判断今年9月份以后，特别是10月份秋粮收购时期的粮价走势，粮价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7，8，9月份粮食主产区的洪涝和旱灾的情况，以及通胀的程度。如果接下去的水旱灾对秋粮生产的影响较大，通胀继续维持高位甚至反弹，就可以构成粮价上涨的条件。届时，在政府考虑农民收益，理顺粮价，不多加干预的思路下，粮价在下半年，再加上明年上半年，可能会有20%左右的涨幅。如果自然灾害对农作物影响并不严重，通胀在下半年有效回落，明年国家有力度较大的补贴措施出台。那么粮价的拐点有可能会延迟到2009年以后。

但危机之下，中国政府对农业有更加深刻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