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比起上海,甚至天津,西餐和面包在北京兴起的时候要晚一些。
说这句话的是擅长写老北京的“京味作家”肖复兴。
据他在《咫尺天涯:最后的老北京》一书中考证,北京的第一家面包房,是1903年法国人开的得利面包房。
“从时间上看,京城这些面包房的出现,和1858年上海老德记大药房开始卖面包相比,几乎相差了半个世纪。”
不仅如此,面包在进入北京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主要卖给外国人。一般老百姓对它敬而远之,只管它叫洋馒头。
一直到上世纪50年代义利面包出现,才为北京人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蜡纸包装的义利面包
是许多北京人的
面包启蒙
用肖复兴的话来说,“面包真正走进普罗大众的生活,毫不夸张地说,始自义利面包店。”
“经历过20世纪50年代的北京人,很多都吃过义利的面包,尤其是义利的果子面包,几乎象征着那个时代北京人对面包的认知。”
出生于1947年的肖复兴记得,小学的时候学校组织春游,一个班级四十多个同学,有一半带的是果子面包。
“面包中略带酸酸的香味,飘散在春天的田野里,是记忆中那个时代里最芬芳的气味。”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
北京小朋友吃上了义利面包
/图为电影《祖国的花朵》剧照
义利的果子面包作为北京孩子的春秋游必备,至少屹立不倒了40年。
1990年出生的张可心(化名)回忆说,她小学时候春游,带的还是果子面包,配上炸泥肠、茶鸡蛋。
“要上初中之后,有那种小包装的面包了,才不带义利的面包。”
不过直到现在,张可心的爸妈出去“春游”,果子面包的地位依旧不可动摇。“就是他俩去颐和园什么的,必须要带果子面包。”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没有哪个北京孩子的童年,没有被义利的果子面包占领过。北京孩子还不知道颐和园,就知道义利了。
02
所以,说义利是北京人的面包启蒙,没有人会反对。
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个启蒙是上海给的。因为义利最早源自上海。
张爱玲在小说《色·戒》里就cue到过上海的义利。
王佳芝和易先生坐车。“又一个U形大转弯,从义利饼干行过街到平安戏院……对面就是刚才那家凯司令咖啡馆,然后西伯利亚皮货店,绿屋夫人时装屋……”
再隔壁就是易先生给王佳芝买“鸽子蛋”的那家珠宝店了。
在张爱玲的小说里
易王二人去买“鸽子蛋”的路上
经过了义利饼干行
从小说里的这段描述来看,义利饼干行开在南京路上,至少在上世纪40年代就已经很有名气了。
今天义利的logo上印着“创建于1906年”,北京满大街的门店招牌上写着“百年义利”。
在义利的logo上
清晰地写着
“创建于1906年”
而在一百多年前,义利的起点是南京路上的一个小摊。
摆摊的是一个名叫詹姆斯·尼尔(James Neil)的苏格兰人,原本是英国海轮上的司厨。
义利创始人
詹姆斯·尼尔肖像
他自产自销苏格兰风味的西点、面包。晚上做、白天卖,生意做得虽然辛苦,但因为口味正宗,颇受租界里歪果仁的青睐。
当时的上海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詹姆斯也成就了一个白手起家的创业故事。
他先是被摊位附近福利公司(Hall&Holtz Corp)的老板相中,特聘过去经营公司的食品部。
在那里积累了几年商场经验和商业启动资金后,詹姆斯很快自立门户,创立了自己的企业——义利洋行(James Neil&Company)。
也许是在上海生活多年、受到了中国文化的浸润,据说“义利”这个名字,是詹姆斯引用中国传统的“先义后利”儒家思想,再结合自己名字的谐音起出来的。
义利洋行的厂址在愚园路1489号,生产糖果、饼干、西点、面包,采取前店后工厂的模式。
此外,它在南京路、贝当路(衡山路)、迈尔西爱路(茂名南路)、兆丰公园(中山公园)、法国公园(复兴公园)等处也设有门市部、西餐厅。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
上海报纸上的
义利洋行广告
早在一百年前,义利就有了堪比现在的服务意识和经营策略。
食品可以预定,每天清晨,义利运输车准时将客人预订的面包、西点送上门。
为了保质保鲜,义利面包均在夜间生产。假使次日销售不完,一律切片烘烤后再销往外滩饭店。
义利食品的包装纸上还印有出厂日期,让消费者吃得放心。
义利巧克力
当年的产品包装
显得摩登洋气
1915年,义利“星”牌奶油巧克力参加巴拿马国际博览会获得金奖。
1937年,巧克力在上海家庭日用工业品展览会再获金奖,人称“金奖巧克力”。
1937年
义利巧克力
获得的金奖奖牌
现在看义利当年的包装,透着老上海的摩登气息。
然而随着1939年詹姆斯去世、二战爆发,义利跌入了低谷,被几经易手。
到1946年,以徐肇和、倪家玺等为首的一群实业家,以250根金条(约312.5克/根)盘下了义利洋行,更名为义利食品公司。
至此,义利结束了作为外资企业的40年历史。
03
那么,在上海开了几十年的义利是怎么会跑到北京去的呢?
话说这两年大北京“美食沙漠”的名头越叫越响,而荒漠从来不是一天形成的。
早在1944年,外地进京多年的作家周作人就在一篇回忆、赞美苏州的散文里“猛踩”过北京,说它“枉做了五百年首都,连一些细点心都做不出,未免丢人”。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又成了首都,发展些“细点心”成了一些北京人心里头的当务之急。
为了发展首都的食品工业,北京决定筹建综合性的食品厂。北京新中国食品厂的老板董祖鸿来到上海,建议义利北上。
于是,1950年冬,义利从旧上海的租界区迁徙到了北京。
次年10月,占地4488平方米的新厂房在广内王子坟(今广义街5号)落成,公司正式命名为“北京义利食品有限公司”。
1951年
义利在北京
建成的新厂
后来到了1956年,为响应“繁荣首都”的号召,上海的老正兴菜馆、美味斋饭庄、浦五房南味肉食品店,连同一批理发、照相、洗染等服务业的名店,悉数迁来支援北京。
而义利迁京,比这批名店还早了6年。
刚搬来时,从上海随迁的职工有48个。据住工厂后墙根的居民形容,“说话南方味儿,不吃酱油”。
(不吃酱油???本南也不知道北京市民为何产生这种误解……)
这些上海来的工人,上班按操作规程一板一眼工作,从不偷懒。下班以后,男的换上西装,女的穿上连衣裙,喜欢去舞场跳舞。
1951年
北京义利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创立会留影
上海工人的讲究和海派情调成了厂里的传说。不过,义利的面包并没有继续走在上海的摩登路线,而是很快入乡随俗,有了“京味”。
就拿义利现在的招牌果子面包来说吧,脱胎于老上海的“圣诞面包”。
这款面包原本加的是葡萄干、果皮干等。或许是因为缺乏原材料,到了北京,被替换成了北京特产——果脯和果仁。
一个果子面包有将近半斤重,里面有核桃仁、苹果脯、瓜条、糖青梅、葡萄干等等。
果子面包里果料之“实诚”
令人叹为观止
/截自北京卫视《这里是北京》
面包有些发黑,则是核桃仁同面调和在一起出来的颜色。
这种中西合璧的做法,加上当年时兴的蜡纸包装,果子面包很快走红。
暗藏各种果脯果仁的
义利果子面包
应该每个北京人都吃过
懂经的北京人都知道要挑个儿小的果子面包买。
因为那时还没引进生产线,纯手工制作,果料投放得没那么均匀。果料放得越多,面包越不容易发得大。
还有一款维生素面包,也是义利的特色产品。
维生素面包神奇的黄色
来自核黄素
也就是维生素B2
上世纪60年代中后期,由于物质匮乏,人们的身体健康不理想。义利的这款面包添加了维生素B2,以期达到“食疗”的效果。
坊间传说这款面包可以治脚气病(实际由缺乏维生素B1引起),是义利最畅销的产品之一。
除了面包,义利的动物饼干、巧克力、团结糖,都是北京孩子的童年回忆。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工人展示
刚出炉的义利面包
要说当年义利在北京有多风光?厂址所在的马路都为它改名了。
据史志记载,义利厂所在的广内王子坟,就是取“义利”中的“义”字,加上附近广安门的“广”字,被改名为“广义街”的。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义利食品生产线
义利面包的出现,刷新了北京人的饮食格局。在此之前,北京人的早餐、点心不外乎是烧饼、火烧、馒头等。
当然,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义利是妥妥的高档食品,不是轻易就舍得买的。
那时,一个果子面包能卖到三毛八分外加三两粮票,价格堪比一斤带鱼。
难怪电视剧《正阳门下》里,男主人公韩春明要送喜欢的姑娘义利面包。
电视剧《正阳门下》剧照
男主人公韩春明进了义利食品厂
在当时是份相当体面的工作
就连北京人吃到的人生第一份洋快餐,也来自义利。
1984年4月20日,中国第一家西式快餐店——义利快餐厅开张。
餐厅开在北京西单南口的西绒线胡同,供应汉堡包、火腿三明治、咖啡等。
那一天,150平方米的店堂里,挤满了从四面八方过来尝新鲜的北京人。
义利停在
故宫门口的快餐车
被趋之若鹜
04
改革开放以后,受外资涌入、原料价格上涨等影响,启蒙了几代北京人的义利面包一度在市场上销声匿迹。
一直到1992年,《北京晚报》上刊发了一篇名为《义利面包哪里去了》的文章,引发北京人的共鸣,义利传统面包才得以回归。
1992年
《北京晚报》刊登的这篇文章
引发了北京人的共鸣
这些年,“百年义利”连锁店在京城遍地开花,已有一百多家门店。
一些门店的招牌上除了义利,还有同属于北京一轻食品集团公司的兄弟品牌“北冰洋”的logo。
“百年义利”的招牌上
有时还带着“北冰洋的”logo
/@馋妙
北京人民童年的两大回忆杀合体了,组成了一对“CP”。
以现代人的口味来看,义利面包的味道到底如何呢?这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
本南编辑部
对义利的几款招牌面包
进行了试吃
对于招牌果子面包,某宝义利旗舰店上,有人评价说“还是童年的味道”、“特别好吃,比现在的软面包好吃多了”。
但是本南编辑部试吃后觉得,果脯太甜了……
神奇的维生素面包,可谓是“汝之蜜糖,彼之砒霜”。有人说“口感纯正地道……已经吃上瘾了”;也有人呼吁:“请维生素面包退出面包界。”
本南的小姐姐尝了以后表示:emmm,no comment。
还有一款乳白面包,异常之紧实。
乳白面包
名字小家碧玉
口感异常敦实
本南的好朋友评价说“口感介于馒头和面包之间”,也有人表示“已经很少有人需要这种类似军粮一样、靠极高的密度遇水膨胀来止饥的面包”。
倒是有一款特别“京味”的麻酱威化饼干,本南表示还不错吃。
麻酱味道的威化
京味十足
看到这里,大家不免要问:义利“北调”之后,在上海就没留下一点痕迹吗?
有一种说法是,当年义利整体搬迁到了北京;
还有一种说法则是,解放以后,留在上海的那部分义利,与另一家有名的饼干糖果厂——沙利文,合并为益民食品厂。
上海的读者想必记得:这种蜡纸包的面包,阿拉上海老早也有的呀。阿拉叫“枕头面包”。
确实,老一辈上海人小时候春秋游也带这种面包,来自上海面包厂的光明牌,有咸甜两种口味。
光明牌精白粉鸡蛋面包包装纸
/姜庆共提供
选自《上海字记》一书
至于上海的“枕头面包”和当初的义利还有没有关系,如今已很难考证。
不过,80年代末90年代初,“枕头面包”就逐渐淡出了上海人的视野,再也没有卷土重来过。
这里,请允许我们“凡尔赛”一下。
因为,早在1985年,上海人就吃上了静安面包房从法国面包师那里学来的正宗法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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