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次食品安全事件之后，总会有许多“加强监管”的呼声。然而，这种呼声跟考试成绩不理想之后的“要努力学习”一样，只是一句正确但没有什么用的话。上海的食品监管，就“各级政府的重视”以及政府的投入而言，已经不低，然而依然没有能避免福喜事件的出现。要什么样的监管，才能防止福喜这样的违法呢？

许多人会脱口而出，“制定更严的标准，进行更严格的检测”。福喜这样的跨国企业，对于标准的把握能力远比普通企业要强。更严的标准，更严格的检测，只要市场上的企业能够做到的，它都能做到。迄今为止，它所销售的最终产品，也没有被发现有违反标准的地方。换句话说，福喜事件的出现，根本就不是标准或者检测“不够严格”的原因。现行标准与检测是否已经足够严格，自然可以另行探讨，但在这上面着力，显然不能防止类似福喜这种有组织的违法生产。

对食品而言，标准和检测只是保障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检测指标合格”要等同于“产品合格”，需要一个前提——“产品是按照既定的流程生产出来的”。如果故意去违反操作流程，那么检测合格就不等于产品合格。比如，正常生产流程出来的牛奶，如果总的细菌数合格，那么致病细菌与细菌毒素的含量就会合格——细菌总数是作为一个指标，衡量生产流程是否正常。如果某批产品有一段时间没有保持在生产流程要求的低温状态，那么细菌就可能增殖过多产生毒素。这样的牛奶经过加热灭菌，总的细菌数依然可以合格，但无法保障安全。有人会说那就把“增加毒素检测”作为解决方案，然而这仅仅是违反操作流程产生问题上的一种情况，还有无数种违反流程的可能性存在。要穷尽这一切可能，去一一检测，且不说技术上能否实现，实现之后食物的成本也就不是正常人能够承担得了的。也因此，“敬畏程序”“严遵流程”等才会被生产企业奉为定律。

“安全食品是生产出来的，而不是检测出来的”，这句话被不少人指责为帮监管部门推脱责任。然而这是社会现实。美国等发达国家，已经把努力方向投向了“过程监管”。审核生产设施、检查生产规范等等，是保障食品安全的必然措施。除了政府部门，食品供应链中的下游企业，也会这样要求供货商。比如福喜事件中的暗访记者也提到，麦当劳肯德基等客户也会来检查生产现场。

然而这些手段也并不足以发现福喜这类的违规。生产设施与生产规范都是死的，如何执行才是根本。在设施和规范上完全满足监管或者客户要求之后，在实际生产中“偷偷放水”，操作起来并不困难。福喜把这种“应付检查”与“实际违规”的操作，明目张胆地以“两套操作记录”的方式有组织地进行，才是最恶劣的地方。现在尚不清楚它下游的那些企业是否知情，但至少在理论上，他们完全可以做到骗过所有的监管和客户。

有人为此提出解决方案，“政府和下游企业向生产现场派驻代表”。这一思路表面上看起来能够解决问题，然而依然存在三方面的问题：需要派驻多少人才能盯住每个可能捣鬼的环节？由此需要的成本谁来承担？如何防止派驻的人员被“收买”而狼狈为奸？

授权监管部门突击检查，增加突击频率，也是一种有力而且必要的措施。这种监管手段的效果，还取决于监管人员的职业素养。就像扫黄打非的突击检查，总有神通广大的人能够提前得知“行动计划”，突击也就成为过场。

实际上，如果没有“内部举报”，福喜这样的违法生产基本上不可能被发现。福喜事件后，许多人提到的“吹哨人”是目前的现实条件下监督能力最强的方式。

其实，已经有许多地区制定了重奖和保护举报人的制度，然而效果并不算好。最高几十万元的奖励，对于举报所面临的风险而言，实在谈不上高。政府可以打破固有思维，不设上限以真正的天价来奖励“吹哨人”。美国处罚辉瑞的案例可作参考——因为内部举报，司法部门才掌握了辉瑞违法推销的充分证据，辉瑞认罪服罚，付出23亿美元来换取中止法律程序。为了鼓励这种举报，6位举报人分享了一亿多美元的奖金。如此高额的回报，不仅会刺激出举报者，更重要的是对公司产生巨大的威慑：让员工进行非法操作的时候，需要衡量得用什么样的条件才能防止内部员工成为“吹哨人”？

（人民网 观点专栏）